二、隋初的“二部式”转向及其影响

      传承千载的后妃礼服的“深衣制”传统至杨隋政权的建立始告终结。女装开始仿效男装，向“殊衣裳”的“二部式”风格转向。

（一）“二部式”的确立

       关于隋代礼仪制度的文化源流，陈寅恪认为，隋承北周遗业，却不依其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但就隋初《开皇令》颁布的皇后礼服制度而言，并未借鉴北齐服制^[12]，而是择取北周十二服中的“青衣”和“朱衣”，与传统的“袆衣”、“鞠衣”构成四等礼服，《隋书∙礼仪志》载^[13]：

     皇后袆衣，深青织成为之。为翚翟之形，素质，五色，十二等。青衫内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韈、舄，舄加金饰。白玉佩，玄组、绶。章采尺寸，与乘舆同。祭及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鞠衣，黄罗为之。应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带及衣、革带、舄，随衣色。余与袆衣同，唯无雉。亲蚕则服之。

    青衣，青罗为之，制与鞠衣同，去花、大带及佩绶。以礼见皇帝，则服之。

     朱衣，绯罗为之，制如青衣，宴见宾客则服之。

隋初皇后礼服设袆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制度，但皇后之下不设三妃九嫔之位，故妃嫔礼服制度空缺。地位较低的世妇、女御，唯服青衣、朱衣而已（祭蚕服鞠衣）。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公夫人仅服褕翟，鞠衣二等^[14]。至炀帝登基，三妃九嫔制度始得完备，诸命妇服依品次逐一增补^[15]。明显可见，隋初皇后礼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下级命妇礼服具有高度的统摄性。袆衣居于皇后礼服之首位，当是各级礼服制式的标尺。

      据《隋书》可知，隋代皇后袆衣制度摆脱了周汉以来女性礼服的“深衣制”式样，开始移用男性礼服的“二部式”范式。《隋书∙礼仪志》对隋初皇帝的衮服制度有详尽的记载^[16]：

    （衮服）玄衣，纁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为十二等。衣褾、领织成升龙，白纱内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玉钩䚢，大带，素带朱里，纰其外，上以朱，下以绿。韨随裳色，龙、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韈，赤舄，舄加金饰。配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则服之。

       两相对照，可见隋代皇后袆衣制度完全照搬了皇帝衮服制度的构成要素：上衣、下裳、大带、蔽膝、白玉佩、玄组、绶、韈、舄。除衣裳的色彩、纹饰男女不同外，礼服配饰的品类、工艺多有重叠。女装“蔽膝随裳色”、“大带随衣色”的制度规定，与男装一致。女性礼服所强调的“妇人尚专一”的“连衣裳”惯式被彻底取代。

       隋初开创的皇后服制新篇为唐王朝所继承。正如陈寅恪指出，“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唐代皇后袆衣制度与隋代高度契合则印证了这一点。《新唐书∙车服志》载：“袆衣者，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也。深青织成为之，画翚，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朱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緅领为缘，用翟为章，三等。青衣，革带、大带随衣色，裨、纽约、佩、绶如天子，青韈、舄加金饰”^[17]。唐代皇后袆衣亦衣裳相殊，礼衣配饰悉“如天子”。以儒治国的大宋王朝对隋唐之制悉加采纳，配饰规定进一步详备^[18]。高度汉化的大金国同样继承了这一服制改革的精神遗产。金人礼典所记皇后袆衣制度极为详尽，尤为难得是对隋唐宋三代袆衣制度中的裳裙信息给予重要补充，从而使隋唐以来皇后礼服的“二部式”特征更见清晰。《大金集礼》载：“袆衣，深青罗织成翚翟之形……。裳，八幅，深青罗织成翟文六等，褾、襈织成红罗云龙，明金带腰”^[19]。由八幅深青罗裁制的皇后下裳，缝明金带腰，与质色相同的上衣各自独立，构成衣裳分离的“二部式”。

（二）“二部式”的实施

       以往学界认为隋初在服制建设上少有作为，或疏略简陋，或虚备不用，并多引《隋书∙礼仪志》所载“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以证之。然同一篇史志，却另载“今隋皇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勒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20]。后条史料则表明隋初立国，“冠服已施”。细思隋得陈之器物，藏而不用的真正原因，恐非是隋皇对冠服的有意轻视，而是认为其并非正统，才会“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21]，使其隐匿不彰。前条史料令人对隋多生误解，与修史者不无关联。《隋书》为唐人所撰，唐自命承周汉遗脉，“魏晋至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22]。受此观念之影响，修史者断章取义，贬黜隋代的做法便不难理解了。

       隋初皇后命妇礼服的“二部式”改革不只限于文字，借助相关形象史料，其实践性应用似可得到印证。隋唐文化一脉，尤其在初唐时期^[23]，唐代皇后礼服的形制式样可以反映隋代的基本特征。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收藏有一座唐代经幢构件，四面线刻供养人像及人名，正面刻有唐代帝后隆重的礼佛场面，款题“大唐皇帝供养”、“大唐皇后供养”。无论从年代、书风、画风，还是从正史记载、官制等第、政区沿革等分析，此经幢构件为真品无疑。有学者根据经幢构件款题的大臣名称推测，图中所绘极可能是复位后的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皇帝身着“肩挑日月”的衮冕礼服，依此判断与之对应的皇后礼服应为袆衣。皇帝头戴冕冠，身着冕服，褒衣博带，庄严整肃（图三）。皇后礼衣则大袖，上饰翟纹，繁复绮丽。下裳无纹，着蔽膝于前，大带在身侧垂缀而下（图四）。皇后所服上衣、下裳、蔽膝、大带，制度悉仿帝王。于皇后右侧站立的一位陪奉女官，所着礼服亦表现出“衣裳相殊”的“二部式”特征。

      女官“二部式”礼服形象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706年）中得以复现。该墓石椁墓门线刻“二女官盛妆形象，高冠卷云，前后插金玉步摇，佩玉制度亦极严格”。依穿戴而论，二宫人大致为四、五品命秩。礼衣阔袖舒垂，袖底与衣摆平齐，裳裙显露，高腰束带，具有明显的“二部式”特征（图五）。太子李重润下葬年代为其父中宗李显复位后的第二年，相同时代内皇后与女官礼服同制的事实，说明“二部式”礼服在初唐宫廷内部已上下普及。

      初唐形象史料无疑印证了隋代宫廷女装施用“二部式”的事实。此制度直接影响大唐衣冠，后又波及两宋，这在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代皇后御容像中皆有所见（图六，图七）。此外，扬州曹庄曾出土隋炀帝萧皇后礼冠（萧后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其花树，宝钿及博鬓诸特征与唐代皇后首服制度相符^[24]，而此样制恰为隋代所开创^[25]。这一融江左，魏齐，北周多元风格于一身的崭新冠式，与改制后的“二部式”礼服相配合，构成了与男子比肩的隋代女性“冠服”系统，为前代所未有。

三、“二部式”变革之缘由

      这种历史性转折，缘何在天下一统的隋王朝得以发生？是何种因素引发此变革的产生呢？ 

（一）“百川归海”的时代契机

       魏晋南北朝漫长的社会大动荡，至隋王朝的建立而止歇。前隋时代积蓄的民族文化融合之力，犹如百川归海，历史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隋唐集汉魏以来政治变革之大成，从国家机构到典章制度均有所创新。隋代的诸多创见被称之为“革命性”的。气贺泽保规提出“将隋代视为历史大转折”的观点，认为隋初开皇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作为制定国家新形象的尝试，已成为后世的样板和镜子。

        隋在国家礼制建设上，既有容乃大，北周、北齐、南朝、汉晋及古礼五者，皆为隋制度所用、；又择善而从，“既越典章，须革其谬”^[26]。至炀帝，“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27]。作为国家礼制一部分的舆服制度多有新创：在帝王冕服制度上，隋开皇首推章纹“重行”装饰法，使中国冕服的“数字化”复杂程度再上新台阶，并为唐宋辽金元诸代所仿效^[28]。不仅如此，自《周礼》成书，至隋大业冕服改制，始将帝王“六冕”充实齐备，此可谓不凡之举。于此同步，皇后命妇礼服改为“二部式”，尤具颠覆性，其与隋初政坛一位举足轻重的女性紧密相关。

（二）“随则匡谏”的皇后干政

     在隋文帝执政时代，家世显赫的鲜卑族后裔独孤伽罗皇后^[29]，对国家事务具有高度的主控权。她与文帝同商朝政，形影不离。“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30]。史家不吝记言“由是讽帝，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31]。孤独皇后涉政之深，《剑桥隋唐史》对其评价道：“一个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执政时间对他有如此强烈和持续的影响，这实在少见”。

      独孤皇后干政于朝阙，又行妒于后宫，尤现鲜卑游牧文化之影响。在独孤皇后的操纵下，后妃制度“唯皇后正位，旁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虚嫔妃之位，不设三妃，仿其上逼”，仅“至嫔以下，设六十员”^[32]，惟令“掌宫闱之务”，“后宫莫敢进御”^[33]。为树“一尊”独大，她对宫廷命妇的冠服制度亦严加整饬，“又抑损服章，降其品次” ^[34]。不难想象，为了彰显自身的地位，强化与帝王比肩的“二圣”形象，对颇具“妇人”标识的“深衣制”传统予以抛弃^[35]，改服与男性等同的“二部式”，自在情理之中。毋庸置疑，由独孤皇后主导的这次女装改制一经确立，便会被有效实施，而不会沦为一纸空文。 

（三）“上下分制”的北族传统

       独孤皇后推动的宫廷女性礼服的“二部式”改革，可视为男权社会下蓄意抬高女性地位的率性之举。这一举措得以施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部式”范式与鲜卑民族自身服饰文化传统的高度契合，使新形制的女性礼服有了适宜的生存土壤。

       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前，鲜卑男女贵族尚着上下分制的北方游牧民族服饰。上身穿交领（多为左衽）、筒袖而覆至膝盖的上衣，下着裤（男性）或裙（女性），头戴有帽裙的黑风帽。随着孝文帝汉化步伐的逐渐推进，北魏贵族女性中流行汉式的连身长裙，但大多数北族女性仍以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为习尚。随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二部式”仍是北族女性的惯常式样。北朝极具特色的裤褶装（上衣下裤），因穿着便利，男女通服，甚至流播南朝。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南朝汉族妇女也以上着襦、衫，下着长裙为风尚，趋向“二部式”。而寻常难觅的“深衣制”仅停留在南北朝最高等级的女性冠服制度中，成为胡汉两族附庸风雅，标榜正统的虚荣标签。“二部式”衣装以其搭配灵活、功能便利而为南北两朝普遍接受。出身鲜卑贵族的独孤皇后将女性礼服改为“二部式”，在制式上与男子比肩的同时，又获得服用的便利，实可谓两全之举。

结 语

     源自周礼的后妃礼服的“深衣制”传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变局而延续不衰，直至天下一统的隋王朝始告终结。女性礼服开始“移用”男子礼服的“二部式”范式——上衣与下裳分离，而有别于“连衣裳”的传统式样。这一变革的发生既得益于隋皇大刀阔斧的鼎革旧制，又借势于北族习俗的助力推动，更与隋初政坛一位权倾朝野的鲜卑族皇后紧密相关。隋初开创的后妃礼服的“二部式”格局，成为唐宋王朝冠服制度的经典范式而无所改易。以隋为转折，中华女装始贯通上下阶层，全面进入“二部式”的崭新阶段。

说明：全文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05期）首发，本次收录略有改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宋代服饰形制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9BG105）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8ZD2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