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国际华服设计大赛在各级领导、各位专家、老师和朋友们的关心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中国的华服文化、华服产业、中国文化走向海外做了一定的贡献。大赛期间，定义了“华服”，发布了华服流行趋势，举办了以“中华传统礼仪服饰与古代色彩观“为主题的论坛。从8月2日起开始将陆续刊登其中学术专家的文章，敬请朋友们关注。（按顺序刊登）

倡导“华服”与穿着“旗袍”

引起的思考

李超德

[摘要]

服装是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社会风貌的缩影。我们需要从欧洲工业革命与服饰流行趋势的大背景下，去探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我们既要摒弃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又要避免抽象的民族虚无主义，化“对抗”为“融合”。“华服”引发的不仅是民族化与时尚化的认识与践行，更是在“道”与“器”层面上的思考和探索。“华服”不应只是某种具象形态的表现，更应注重精神内核的表达。倡导中国的服饰审美和服饰礼仪，这既是设计话语权表达的文化自觉，又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时尚界地位的象征。

从媒体上得知，对于“什么是华服”，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许多熟识的专家学者、行业中的老朋友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周锦女士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企业家，身体力行弘扬民族服饰传统文化，倡导显示新时代、新气象的“华服”概念，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服装是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社会风貌的缩影。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今天，反映在服饰穿着上，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化价值迫切需要得到确认，已经成为所有服装文化研究者和设计师们共同追求的愿景。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博大精深“衣冠王国”的历史财富，既不能妄自菲薄，对此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臆断出西方人也能对来自中国的服饰流行产生回归故国家园之感。服饰某种样式的流行从大里说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大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俗，小到个人趣味。服装是随着经济发展，由高到低、自上而下，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穿着习惯。中国的服装也走过了一一个从模仿到自省、自觉、自立的过程。在“国风”潮流影响下，“华服”概念的诞生，有其必然性。然而，潮流之外，究竟是什么在起着推动力?“华服”流行必须找出服饰表现之外的“道理”。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说:服装流行趋势的话语权，不能理解为“对抗”，而应该是“融合”。工业革命以后，欧美文化占领了世界主流文化的前沿，服饰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客观地、无可奈何地反映了这一一现实。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主流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多种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合正成为一一种现实，或许这种现象还不完备有的甚至很残酷，譬如局部战争促使区域文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应该看到一种全新的属于全世界的世界性文化正在形成，而世界性文化中包含了多民族的流行元素。20 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时尚流行的线路。21世纪新兴的中国上海、孟买等地的创意产业园正成为国家新新经济的引擎，同时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因此，强调民族性不代表丧失世界性，而世界性行中必然以殃渗透着地域性的民族审美。这已经可以从工业设计、环境景观设计，乃至服装设计的国际性大师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服饰研究者应该拥有宽阔的胸怀和包容性，化对抗的弱势心理为融合的强势与自信心理。我们既要摒弃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又要避免抽象的民族虚无主义。

关于“华家”概念的提出，一定会引申不仅是一般意义 上的对传统服饰民族化和时尚化的思考，而且会引发更深层次上的服饰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学意义的讨论，这就是“服饰之道”。实则上服饰的物质外表下，服装的设计也蕴含着“道”“器”理论。宋代理学大师程顾、朱熹等认为“道”超越于“器”之上。朱熹曾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道”与“器”相对，所谓“道器”;“道”亦与“德”相相对，所谓“道德"，意指法则。《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子日道。”道又成了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本体。道还与一定的人生观、 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联系在一起。《论语 .公治长):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指的是道义。当然，所谓“道"，还兼有方法、区域、道路、治理、说词等含义。这让我想起，中国美术学院吴海燕教授和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提议:在会议开幕式当天浙江省的20多位女代表和女委员集体穿着旗袍走进人民大会堂，演绎一场 “旗袍秀”。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女委员们的响应，为此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吴海燕还亲自操刀在自己的工作室完成了旗袍的制作。但是，消息一经披露， 各种赞扬与批评之声相持不下，“旗袍秀”黯然收场，没有能够在人民大会堂与大家见面。由此引起诸多猜想，增加了“旗袍秀”的几许神秘。

其一，社会舆论焦点集中到浙江省的20多位女性政协委员和代表进行“旗袍秀”是不是不务正业?在人民大会堂这样庄严肃穆的场合，“ 旗袍秀”算不算是挑战政治开明和社会包容性与幽默感的底线?其实，吴海燕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和著名设计师，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固然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严肃任务。但是，以我个人的意见看，她身为政协委员有责任为全民族的服饰审美奔走呼吁。同时，美化民众的生活既是她的工作职责，又是作为设计师的道德责任。如果避开许多商业因素，利用这样的场合身体力行倡导优雅服饰也不能说不严肃。因为，她们展示的是我国女性的形象。更何况，服饰制度历来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兴邦治国的国之重典，建立在宗法礼制基础上的服饰之礼，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 ，在稳定宗法人伦关系方面的功能，更是刑或法所无法替代的。服饰重典在封建社会何以深得人心，值得关注的是，它是以“礼”的面貌出现的。礼不仅在于它被蒙上一层血缘亲情的温情面纱，还在于它具有一定的 与艺术相类似的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心理情感的审美属性。毋庸讳言，当下我们国家在服饰礼仪方面面临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许多人穿着粗陋、不分场合、品位低下，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整体形象。虽然，我在国内许多场合表达过在现行体制下不赞成搞“国服”，但作为能够展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精髓的“华服”，还是比较宽泛的概念，所以我认为还是值得提倡和探讨的。能够展现中国女性优雅形象的旗袍，当然可以包含在“华服”的概念中。因此，所谓的“旗袍秀”实则上已经超越了服饰本身，上升为民族文化自觉与自醒的讨论，，所以我对于吴海燕的提议表示理解与赞同。

其二，按有关规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两会应该以正装出席。通常意义上的“正装”，是指适用于正式场合的正式服装，正装就是正式场合的装束，而非娱乐、运动、休闲和居家环境的装束。一般意义上的正装在当下可以看成诸如西服、中山装、西装套裙、民族服饰等服装。旗袍作为民族化的服饰，在民国时期和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作为体现中国女性形象的装束而得到公认的正装。也曾有一段时期，旗艳被看成是封强星作的东西。但改革开放以后，在重要的国际场合，我国的许多女官员、女学者、女艺术家都以穿旗袍为荣。日益发展的信息技术使卫星电视能够将巴黎、米兰、纽约等时尚都市的最新流行时尚快速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然而，人们在快节奏 工作之余，为消除激烈竞争带来的紧张心理，避免高层公寓、写字楼给人造成的心理压抑，往往容易勾起对往日情怀的回忆与追寻，进而调节身心。民族化服装恰好是这种情绪凝结的载体。20世纪80-90年代，世界时尚潮流一直以简约主义风格为主流，即便偶有变异，也冠以“奢华的简约”之名。从而，高级时装日益萎缩，许多国际大牌时装转向二线品牌运作，使服装更贴近平民，更年轻化，大众化。当历史的巨轮进人新世纪时，人们在高楼铸就的城市森林中，面对冰冷的金属构件和混凝土构筑的环境，不满足于西方的全球化流行风尚，追求古典情怀的审美趣味。国际设计大师的时装秀中，古典风尚的作品大行其道。旗袍等民族服装流行可以说是顺应了人们古典主义的审美趋向。同时又是国内经济发展以后，民族文化价值急需自我确认的表现方式。在重要场合，我国妇女究竟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似乎没有定论，中西皆可。有一位画家说:有品位的人是古典的。或许这句话有失偏颇，但对古典情怀的欣赏和实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与追随。因此，今天看来，“华服”以比较宽泛的大概念，为具有民族审美意味服饰留下想象空间，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审美倡导。

其三，从“旗袍秀”事件到围绕“华服”大概念的讨论，服饰又不仅仅是设计形式、材料和功能话题，更是文化问题。服分华夷，倡导中国的服饰审美和服饰礼仪，这既是设计话语权表达的文化自觉，又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时尚界地位的象征。有一个阶段，社会人士和文化学者曾经掀起过服饰民族化的舆论高潮，甚至有政协委员提过提案，要求国家推行所谓“国服”制度，以此来推动民族化服饰的穿着。我是民族化服饰的倡导者，但针对推行国服问题，我却又是坚定的反对者。我向来主张国际化不能以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为前提，民族化服饰可以维护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华服”可以说是设计美学品格与设计话语权的彰显。但是，如果以某一种严格的民族化服饰来确定国家服饰制度，我觉得离开了现今国家体制和社会价值倾向是无法从本质上确立逻辑基点的。而将服饰上升到为捍卫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又使得服饰的学术命题具有了历史的沉重感。我们讨论“国服”的初衷是对民族精英文化的认同。然而，将服饰文化作为一种制度来讨论的时候，却带有宗法的色彩。作为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用一种服制来彰显文化将是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考方式，从而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人的主观要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观趋同的这一趋势， 如果不能准确找到一-种“华服”的定位与表述，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今天的服饰文化作为流行世俗文化所持有的性质，那将有碍于“华服”的发展与完善。

其四，民族化服饰且脱离了一定的时代背景，古典的具象形式只能是僵硬的和拼贴痕迹很重的文化图解。因此，所谓“华服”又确实存在着进一步进行设计提升的问题， 我们应关注“华服”设计中传统元素、民族形式与古典情怀的关系问题。古典情怀和民族形式只有融入时代的精神，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如电亚诺和瓦伦蒂诺都是高级女装的设计大师，他们阐释的古典主义透露着现代代气息，是一种古典情怀的精神内核，而不是某一种样式的具象地京其此不适 应现代生活的具象形态，而着重体现形态。只有汲取民族服饰的某些元素，以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传统中式服装虽然有其休“华服”精神的服饰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舒适的一面，有时也能满足一时标新立异的兴趣，但是，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潮流受到经济发限的翻药，最终影响人们的串美价值观。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代服饰时前仍然是以欧文化占主流。因此，中式服装作为时装化的服饰，在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大面积流行。对襟、盘扣、立领加缴面的中式服装所抒发的古典情怀只能满足都分人的审美心理和生活品位。因为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多样化的，人的审美意识的主观性促使服饰时尚跟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因此，“华服”不应该简单看成是中式服装，“华服”的设计应该契合年轻人的服饰文化流行，在流行潮流中印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关键是如何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元素进行现代设计转化，这才是我们当今需要的“华服”。

曾经长期在服装媒体界工作的朋友杨平女士，十多年前送我一本法国高级时装公会 主席迪迪埃.戈巴克(Didier Grumbach )所著的《亲临风尚》这本有着近500页的8开的宏篇巨著，想不到出自一位现任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之手。讲服装和时尚流行大家都喜欢拿巴黎说事，对高级时装之都的巴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流行，仿佛走过香榭丽舍大街，吟来的都是塞纳河的香风。我们有一种习惯性的认知，能够一针一线做出服装才是最大的设计“道”，又似乎法国人生性浪漫，从来不讲云里雾里的“道”，只讲风花雪月的“艺”。一些去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浮光掠影转过几圈的大师们，以一种极权威的姿态鄙视服装设计的义理之学，这也是我为何要花这么长时间讲“华服”之“道”。戈巴克完全有理由和资格来担负领导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曾长期主持国际时装名校“法国时尚学院”，他甚至亲手编撰了《亲临时尚》。这本专著1993年出版以来，长期作为法国高等服装教育的必修教材，一直享有盛誉。戈巴克在他的序言中说:“作为社会变革与审美观变迁的忠实预报器一时尚，以它全然不带偏见的视角将抽象的变革具体化。社会的政治变迁总是试图用自己的强权将时尚这一维持权力形 象的最优雅的象征占为已有，而时尚总是会适时挺身而出，表达出对于人性个体的充分尊重”。他接着说:“时尚是社会生活的通俗化身，它并不是人们臆想的，而且是流行的东西便意味着它随即将要消亡，其实一直在与日常生活并肩而行，这就是为什么时尚脉搏的跳动总是能引来最大范围的公众关注。”他的一席言语不正是揭示出了时尚流行(器与艺)背后的义理之道吗?杜钰洲先生在为《亲临时尚》所撰写的跋序中说:“戈巴克以史学者的严谨、经济学者的思维以及在服装界奋斗近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又以客观流畅的笔调将发生在法国高级时装业和高级成衣业历史长卷中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品牌和人物众多鲜为人知的探索历程和思维变迁巧妙地融人清晰的历史脉络中，进而从发生在各时代真实生活中的那些纷繁复杂深层矛盾中揭示出纵横时尚历史的发展主线和演进规律。”

因此，在我看来用绕“华服”的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够形显民族意味的、又能奥合于时尚潮流的、现代人能够穿着的服饰，绝对是服装设计的“道”中之“道”。论述服装设计之道看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服装设计面对“衣冠王国”的博大财富曾经极端的自豪。然而，在设计思潮全球化的今天，在国际创意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仍然悠然自得，就显得有些故步自封了。所谓“华服”的设计如果仅仅停留在用中国传统儒、道、禅学的义理，反复图解和注释民族图案和中式传统服饰形式的已有成果，似乎有些像晚清知识分子那样只能以我儒学独大改良社会的思维了。我的老同学、著名设计师王新元曾经出版了一本谈艺录《把服装看了》，虽说该书篇幅不大且内容广泛，但作为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能够以一种“把吴钩看了”的心境大谈服装设计的义理之道，迄今还是第一人。我曾和王新元有过许多次的长谈。严格来说，他是做衣服的人一从艺，我是研究学理的人一从道。而做衣服的王新元似乎更关注理论，他曾怀有要写一篇服装界永留世间的经典之文的想法。而我则特别关注设计潮流的演变以及潮流背后的文化哲理，我和许多设计师、策划人、模特成为好友，想法只有一个:服装设计既不能浅薄，又不能空泛，你设计不好，找不到直指人心好设计的设计形式，说明还是读书少。设计关乎历史的、哲学的、设计的、批评的，乃至教育理想的。有一个阶段中国美术学院的张辛可教授曾经有过构建起以上海为中心的服装设计理论研究高地的设想。现在想来他这一构想虽然激情澎湃，但多少有些罗曼蒂克。后来由我和吴洪、李当岐、刘元风、吴海燕、陈建辉、肖文陵、张莉、惠淑琴等教授，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朱凡等共同发起、组建，并且得到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的支持，终于在2008年成立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服装设计艺术委员会，从组织上确立了服装学理研究的组织机构，催生了我为这个艺术委员会贡献一些理论成果的想法。2009年1月，杭间教授送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专著《设计道》，大谈设计道，让我有如他乡遇故友的感觉。由此，研究设计之“道”，我们有许多同行者。

关于“华服”，前不久曾经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我未能参加会议，失去了聆听各位高见的机会。今天，周锦女士希望我为即将召开的更大规模的“华服论坛”写几句话，于是我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写出来，是对朋友的交代，对论坛的支持。我希望以此次“华服设计大赛”为契机，让更多的年轻设计师能够设计出既能体现中华民族服饰意蕴，又能完成现代设计转换并体现时尚意识的现代“华服”。这样的“华服”不是以那种程式化的样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设计，这也许就是我的困惑、悖论与思考。

[1]朱熹.朱文公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

[2]陈晓芬.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